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龔曙光。

　　作為一名企業家，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的人生經歷和精神底色與旁人頗為不同。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龔曙光更多的是以職業文學評論家的身份為世人所知。而在隨后的歲月中，他在文化體制改革的浪潮中大施拳腳，成為中國新一代文化企業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2018年3月，全國“兩會”拉開帷幕，龔曙光第六次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來到北京，這次他帶來了“倡導文化扶貧”“號召培育世界一流文化企業”的兩條建議，而在建議背后，是龔曙光置身文化產業發展前沿的深入思考，而他不一樣的人生底色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些思考的一部分——龔曙光親歷過的鄉土文化生活，對文學的熱愛、創作與再思考，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洞見與率領中南傳媒這艘文化航船破冰海外市場的切身體會，在這些建議中有機地融為一體，使其在關注文化產業歷史使命的同時，更多了一份溫暖的人文關懷。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指出：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興盛，凝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礴精神力量。那么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究竟如何才算繁榮興盛?

　　龔曙光深切認識到，文化的繁榮靠的不僅僅是某些產品和藝術家們的爆發，而在于文化能否成為社會發展的推動性力量。基于這樣的思考，他提出當下文化發展的主要任務是“走下去”和“走出去”，走到中國遼闊的鄉土腹地和全球寬廣的大市場中去。

　　如何讓中國文化真正走出象牙塔，并突破地域、語言的限制，再度成為全球主流文化之一?“兩會”期間，龔曙光接受媒體集中采訪時，深入解讀了兩條建議與文化“走出去”“走下去”使命間的內在聯系，并從國家宏觀戰略和企業發展業態的角度闡述了他心中的藍圖和路徑。中國文化正身處自身發展的關鍵節點，也在迎來再度騰飛的關鍵機遇。時機已至，對此龔曙光深信不疑。

　　脫貧攻堅，文化不應缺位

　　“當我們將世界幾乎走遍，才發現這一輩子的奔走，仍沒能走出那個童年和少年的小鎮。”在題為《以往·已往——記夢溪》的文章結尾處，龔曙光如是寫道。

　　2017年，龔曙光的這篇散文在朋友圈里廣為流傳。龔曙光成長自鄉鎮，因此也對鄉土社會有著別樣的情愫。“將世界幾乎走遍”之后，鄉土中國令他時刻牽念的，除了風物故人，還有那里的貧窮。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脫貧”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之一。李克強總理強調，未來的扶貧工作將不僅局限在經濟領域，還將涵蓋產業、教育、健康、生態等維度。而龔曙光深知，還有一種能量能讓農村的貧困人口脫離精神上的貧困，那就是文化。因此他在本屆“兩會”上建議應當把“文化扶貧”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并強調文學作品和文化產品應當自覺地“走下去”，“讓新一代的農民們能夠通過文化，重新發現自己和土地相互依賴的關系”。

　　記者：在最近的幾次采訪中，您多次提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什么讓您對這部作品如此念念不忘?

　　龔曙光：路遙毫無疑問是我們當代描寫農村題材最成功的作家。我之所以喜歡路遙和《平凡的世界》，倒不是覺得這本書在藝術性上超越了同時代的作品，而是因為這本書在題材，特別是在人物的塑造上無窮地抵近了中國的鄉土社會、無窮地抵近了中國社會中最底層的人群。我們也看到，《平凡的世界》問世至今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鄉村青年，讓他們找到了從鄉土走向都市的精神力量與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心理動力。

　　我不是一個文化實用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文學實用主義者。我認可文化和生活之間是存在距離的，但每個時代都有希望用文學的力量激勵自己、甚至拯救自己的讀者，如果文學脫離了這些讀者，本身會是一種過失。從這層意義上講，我最喜歡路遙先生的一點是，作為一個文學家，他沒有辜負一個時代里最需要文學的人，他的作品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送到了那些真正需要文學的寂寞者和貧困者中間。

　　我確實覺得近年來的文學創作有些“不接地氣”。現在的作家絕大多數住在城市里，關在自己構筑的精神象牙塔中，作家們離鄉土生活越來越遙遠，農村距離文學的視野也只能越來越遙遠。所以現在不僅是表現鄉土和農村的作品越來越少，真正把自己的文學創作寄托在鄉土和農民身上的人就更少了，因此也就很難再出現《平凡的世界》這樣的作品。

　　最近一年多時間，因為一些很偶然的機緣，我自己也進行了一些創作，寫了一些主要表現鄉鎮生活的散文，這些內容正在結集，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把生命中第一本純文學創作的書獻給鄉土，對我而言不是偶然，而是別無選擇——在我生命中，土地的分量太重了，重到只要我想寫東西，腦海中最先冒出來的，或者說我最希望表達的就是鄉土，就是鄉村人事。

　　這些創作可能并不是優異的，純粹是我個人的一份愛好，但從中也能看到，我今天特別倡議的文學要向下，文化要“走下去”并非趨時。我提這個事情，是因為我在生命中就認定中國文化的根仍然在鄉土中，依然在底層中，所以我也希望用自己的寫作來證明這一點。

　　記者：在本屆“兩會”上，您帶來的建議之一是“文化扶貧”，并倡議將文化扶貧和產業、教育、健康、生態扶貧一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在這背后您有怎樣的思考?文化企業在推動文化扶貧的過程中究竟能做些什么?

　　龔曙光：在中國，經濟扶貧這場攻堅戰，在中央的大力推動和全社會的積極參與下已經勝券在握了。但貧困這個東西有點像腳氣這樣的皮膚病，抹藥就有效，一旦不抹可能又會復發。究竟如何能夠根治貧困?我認為單靠某一味藥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配制一副中藥。這副中藥應當包括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深入推動產業、教育、健康、生態扶貧，還有一味藥是報告中沒有提及、而我認為也應當寫進去的，那就是文化扶貧。

　　審視中國鄉土社會的貧困，我們不難發現，經濟的貧困和文化的貧困是互為因果的。今天我們經過全社會的努力，基本解決了貧困農民的經濟問題，但如果在這之后不能進一步解除文化的貧困，返貧的可能性仍很大。在經濟上攻克貧困之后，文化必須及時補位，作為一種全方位支撐農民創造新生活的力量，接過扶助農民的接力棒。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解決農民在經濟上的貧困之后解決精神上的貧困，讓農民在短期內甩掉貧困的帽子之后能夠長期地、世世代代地富足生活。

　　記者：文化企業在推動文化扶貧的過程中究竟能做些什么?

　　龔曙光：在根治貧困的過程中，我認為文化可以解決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它能扶精神。我在農村待過，也到扶貧點去過，因此我知道在今天的農村，仍有不少貧困農民坐等幫扶，卻沒有試圖用個人的勞動和奮斗去脫困。對于這樣的個體，如果我們只在經濟上幫扶而不在文化上、精神上感召，消滅貧困只會變得遙遙無期。所以我認為經濟上的扶貧應當和文化上的扶貧并行不悖，如果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甚至只靠一條腿走路的話，扶貧這條路走得一定不順暢，也注定走不遠。

　　在扶精神之外，文化扶貧還應做到扶知識、扶技能。作為一個勞動者，在現在這個社會生存，就必須適應知識更新的速度，對于一個來自農村的勞動者而言尤是如此。一個農民，無論是走到城里，還是堅守在農村，在今天這個時代，要想把工作做好，又有多少知識需要更新，有多少技能需要掌握呢?那么今天我們能讓所有的農民都回到夜校去、回到職校去學習嗎?至少這些并不是農民在當下接受知識、掌握技能的主流渠道。

　　那么主流渠道在哪里?我認為應該還是書、報、刊、網等文化產品。尤其是在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農民手機普及率持續走高的情況下，文化扶貧應當與新技術有更多的結合。2018年資本市場最火爆的風口是什么?知識付費肯定是其中之一。但是現在有這么多提供知識和技能的平臺、產品，我卻沒有看到有一款是為農民服務的。我們有這么多的文化精英、這么多的文化企業、這么強大的經濟力量，怎么就沒有催生出一個免費的網站、App、公號，來為農民的知識、技能提升服務呢?

　　過去在扶貧上，很多企業做了很多事情，中南傳媒也是一樣。我們每年為湖南特困學生提供的免費教輔碼洋超過千萬元，也為很多貧困地區的學校興建了數字圖書館、書刊閱覽室，這些都是有效的，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我現在所倡議的文化扶貧不僅局限于這種一對一、戶對戶的模式。我覺得互聯網、大數據領域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是能夠在我們解決廣大農民知識、技能需求的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所以我認為在文化扶貧上，我們還有路要走、有事要做。

　　“走出去”不只是文化企業的事情

　　長期以來，“走出去”的重重阻力幾成文化企業的一塊心病。對此龔曙光卻語出驚人：“文化‘走出去’不僅僅是文化企業的事情，而是全社會的事情。”

　　龔曙光的觀點并非憑空得來，而是基于對中外文化交流的長期觀察和深入思考。他的視野跳出了行業固有的藩籬，更為透徹地接近本質——文化交流的主力軍不是文化產品，而是資本、技術與各類實用性產品；相對好萊塢大片，牛仔褲和可樂才是更具殺傷力的文化“炮彈”。

　　在帶領中南傳媒在文化援外、資本輸出等領域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后，龔曙光也對新時期文化企業“走出去”的現實路徑有了更高遠的認識。在他看來，要想真正做好文化“走出去”的排頭兵，文化企業除了要進一步開拓視野，改變思維定式之外，還需要真正操起“十八般兵器”，動用各種資源、資本的力量打通切實有效的通路。

　　記者：您在本屆“兩會”上的另一條建議是“打造世界一流文化企業”，這其實也是一個中國文化真正實現“走出去”的問題。您認為現階段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難點在哪里?應當如何克服?

　　龔曙光：文化“走出去”這件事，政府部門倡導了這么多年，文化企業也努力了這么多年，但到今天為止，真正“走出去”的內容還很有限，影響力也與我國的國際地位不匹配。原因何在?我個人的看法是，文化“走出去”不僅僅是文化企業的事情，只有當它成為全社會的自覺意識和自覺擔當時，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

　　縱觀整個中外文化的交往史，我們不難發現：在唐代，我們的文化是用長沙窯的壇壇罐罐裝出去的；在宋代，我們的文化是靠四大官窯的碗碗碟碟盛出去的；在明清，我們的文化是借絲綢把文化載出去的——正是這些實用性物件的“走出去”，帶動了中華文化的“走出去”。

　　回過頭來看我們今天與西方在文化交流過程中所形成的逆差也是一樣：西方的資本進來了，文化進來了；設備進來了，文化進來了；技術進來了，文化進來了；食品進來了，文化進來了；服飾進來了，文化進來了……我們借了這么多筆國外貸款，哪一筆沒有附著文化的條件?我們買了這么多的西方設備，哪一款上完全沒有文化的基因?IBM的筆記本沒有文化嗎?微軟的操作系統沒有文化嗎?我甚至可以斷言，牛仔褲和可樂向我們傳播的美國文化，遠遠高于我們從美國大片、電視劇和小說中看到的所有故事的總和。這就說明從古至今、從中到外、從我們過去主流輸出到今天我們主流輸入，文化傳播的規律都沒有發生改變：文化的傳播不能只依靠文化產品，還要有實用性產品作為載體。

　　單一的文化產品再強，也不足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但是實用性產品卻可能做到這一點，不信你看，今天看美國大片的人多還是穿牛仔褲的人多?讀美國小說的人多還是喝可口可樂的人多?基于同樣的道理，我也相信，未來吃中國菜的人可能遠多于看中國小說的人，坐中國高鐵的人可能遠多于讀中國詩歌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談文化“走出去”，首先要談的不是文化企業的使命，而是整個社會的使命，是在我們跟國外的交流中，所有的產品、技術、資本都應該肩負的使命。

　　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文化企業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文化企業如何才能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真正有所作為?

　　龔曙光：說回文化企業自身。在全社會助推文化“走出去”的龐大陣容中，文化企業應該扮演排頭兵的角色。所以在今天從事文化產業，你首先應該有這樣的一種膽識、一種眼光和一個追求：你的市場是全世界。當然單個產品肯定不是面向全世界每一個人的，但它可以針對全世界每一個對這一款產品有需求的人，現在的互聯網和大數據已經可以讓你的每一款產品找到它所需要的用戶。好萊塢生產的電影，無論是《速度與激情》還是《功夫熊貓》，都不只是單獨為某一地域的群體定制的。但在這一點上，目前中國的文化企業做得很不到位。我們多年來還是固守一種只關注國內市場、不關注華語市場；只關注華語市場、不關注其他語種市場的思維定勢和產品經營模式。所以，我認為文化企業首先要做的是改變這種思維，把全球市場當自己的市場，把全球客戶作為自己的目標人群。

　　第二個要做的是積極地爭取各種通道的支持，把自己的產品通過別的管道嫁接進去。有很多企業在海外做得很好，但他們可能不太能夠關注到文化層面的問題。在這些企業的美術形象設計、服務體系設計上，就有很大的文化文章可做。

　　第三是充分利用政府資源。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與國際地位的提升，政府手里的資源也越來越多，影響力越來越大。所以我也提到，希望政府把更多的援外資金與項目安排在文化領域，讓文化企業能夠對接到更多政府層面的文化輸出管道。實際上政府每年用于援外的資金還是非常充裕的，當然過去主要是幫人家修鐵路、修港口、修大樓，而現在很多國家也希望得到文化項目上的援助，所以最近我們旗下的中南安拓、天聞數媒等公司也在和一些國家的政府部門、教育部門接觸，為他們建設數字教育系統，甚至還介入了一些國家教育體制和教育內容的設計。在這些設計中能承載多少中國文化的內容呢?當一屆一屆乃至一代一代的學生用上中國人設計的教材、中國人開發的數字教育產品時，它所能傳播的價值，和賣幾本書、幾部劇的版權相比就有意義得多了。

　　當然，中資的文化企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就是積極參與到全球傳統文化產業升級換代的浪潮中去。不獨國內，全球范圍內很多有影響力的文化傳播平臺和文化產業集團同樣面臨著新技術的挑戰，他們也要融合發展、也要數字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心態跟我們現在是一樣的，也迫切期待資本的注入，對中資機構的投資的基本態度也是歡迎的。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對于文化“走出去”而言，中資企業正在面臨一個機遇期。一方面我們有大量的實物出口和巨大的貿易順差，我們要乘著這股東風把我們的東西帶出去，去縮小文化產品上的貿易逆差。另一方面人家想要你的錢、愿要你的錢，而你可以把文化的要求和資本一起帶出去。但這個機遇期也是很短暫的，等到這些企業找到錢，建好平臺了，合作就無從談起了。

　　當然要想讓大量的中資帶著文化“走出去”，光是文化企業一頭熱是不夠的，還是要有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持。這也正是今天“走出去”工作的瓶頸。這個瓶頸不打破，中國文化很難真正地、全方位地“走出去”。

　　出版必須完成供給側改革

　　在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這樣一個振奮人心的數字：在過去五年內，全國文化產業以年均13%的速度穩步發展。而中南傳媒的發展速度已經多年超過20%，走在了文化產業的前列。

　　然而，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作為一位極具憂患意識的管理者，龔曙光也看到了技術變革給出版行業帶來的顛覆，感受到了轉型倒逼的壓力。他指出2018年將會是企業轉型發展的關鍵節點，中南傳媒能否在這一年中實現各項產品的迭代升級，將發展動力從“改革+資源”轉換到“創新+資本”上來，不僅關乎企業的好壞，更將決定企業的生死。

　　記者：您曾預言2018年會是中南傳媒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拐點，面向未來，中南傳媒如果想要繼續維持行業龍頭地位，傳統的出版業態需要如何跟上時代步伐?在戰略層面又會做怎樣的調整?

　　龔曙光：我一直認為，調整的問題不是好與壞的問題，而是生與死的問題。中南傳媒不是為了當龍頭才調整，而是在今天中國出版業內，如果你不變革，就只有死路一條。

　　在我看來，中南傳媒真正的問題是業態革命的問題，是市場革命的問題，往透了說，是供給側的問題。我們現在社會有個誤區，感覺供給側改革好像與文化沒有多大關系。我反倒認為，中國的文化產業如果要想真正實現國務院的要求，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就必須完成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一個經濟學概念，通俗點講，那就是四個字：產品換代。我們自己生產的馬桶賣不出去，日本的馬桶卻風靡全國，大家認為這是供給側改革的一個典型案例。那么我們現在有這么多文化產品賣不出去，每年還要從海外進口那么多的版權不也是同理嗎?中國一年出版的新書品種接近50萬種，但是靜下心來算一算，每本書的銷量又能有多少呢?就拿中南傳媒來說，我們去年壓縮了一些品種，總共出了七千多種圖書，平均銷量我估計達不到三千冊。但是我們集團旗下的博集天卷去年平均每本書的銷量有多少?四萬!為什么同樣是中南傳媒的企業，你的書只能賣三五千冊，人家卻能賣四萬冊?那就說明你的產品不行。不是說產品沒有市場，而是你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不管是我們的圖書、傳媒產品還是我們的互聯網產品，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都需要升級。

　　互聯網時代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新鮮的概念，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迭代”。我們過去總希望一個產品能坐賣一百年，而互聯網告訴我們，只有能夠快速迭代的產品才可能賣一百年。圖書產品是一個相對傳統的產品，但它也同樣需要迭代。我們集團旗下的岳麓書社出四大名著已經有幾十年了，但他們在去年推出的名家演播本和今年做的VR本持續熱銷，這是一種迭代。現在還有很多的圖書，根據不同的概念、不同的需求來重新修訂和編輯之后，就能呈現截然不同的效果，這也是一種迭代。我沒有談到新技術傳播的問題，一本《戰天京》出了幾年反響平平，羅振宇一推薦，一晚上就能賣一萬本。所以不要認為傳統出版的形態和經營模式是一成不變的。實現迭代之后，出版還有更廣闊的空間。

　　記者：新技術正在重塑出版乃至文化的生態，整個行業都面臨著數字經濟的壓力和挑戰，對此文化企業應當如何應對?中南傳媒能給予行業哪些經驗?

　　龔曙光：沒有人可以教會我們該怎么做。如果有人能教，他一定是自己先做了。所以今天我也無法告訴你該怎么做，因為如果我能告訴你該怎么做，前提一定是我已經做過了。出版行業必須適應當前發展速度的變化，在新技術正在催生新產品的過程中，你要去思考，作為一個內容企業，要用資本還是用資源去介入這種變革。

　　至于中南傳媒，我覺得我們現在所有能想到的事都已經在做了：在線教育、在線出版、語音出版、IP跨界我們都有公司在做，在應對互聯網技術、大數據技術的變化上，我倒不認為我們留下了多少空白。在這些領域，現在最核心的問題在于，我們推進的力度還不夠，孵化的這些企業的規模還不夠，還沒能形成替代性的產能和效益。

　　中南傳媒不是靠一兩個爆款讓人眼前一亮，趨之若鶩的。你細細地把中南傳媒從上到下看一看，看看我們在傳統核心業務上是什么樣子，在新業態上是什么樣子，在國際布局上是什么樣子，你就能明白：中南傳媒究竟靠什么領先行業。我對很多投資人的觀點并不認同，我多年前就提醒過，文化產業是不能用概念來判斷市值的，真正判斷一家文化企業價值的是利潤和可持續性。雖然中南傳媒一直認為并購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手段，但我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飯碗搭在買別人的公司上。如果我把自己的產業都扔到一邊，完全靠買公司去過日子，恐怕現在我的員工就要喝稀飯了。

　　展望2018年，無論是收入還是業態上，中南傳媒面臨的困難無疑是巨大的，但是我認為這是戰略發展中必須經過的一個坎。我反倒認為，這樣一種倒逼的姿態，對中南傳媒來說也是件好事，它能讓中南傳媒卸載自身對傳統市場的依賴性，把它逼向產品迭代，逼上國際市場。